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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理之束缚，或者出于其它考量，美国法院对于公立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态度表现地极为谦抑，甚至一度拒绝对公立高校的惩戒学生行为进行正当程序审查。
我国学者对单身条款案久有讨论，有学者并认为这是劳动权适用于私法关系的著例，此显系错误。[6] 张红：《论基本权利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判断标准——最高法院1988年工伤概不负责案批复之检讨》，《法学家》2009年第6期，第134页。
[34]此种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其限制措施过于严厉，则有可能构成对公民职业自由的过度限制，有违善良风俗而无效。在理论上略有争议的，是宪法上的生存权是否也有第三人效力的问题。举例来说，虽然国家有义务保护雇工的个人自由免受雇主的不当侵害，但雇工却没有请求国家保护其个人自由的具体权利。这种规范构造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不宜一概而论。1985年6月，天津市塘沽区个体工商户张学珍、徐广秋组织的工人新村青年合作社服务站招雇张国胜（21岁）为临时工，招工登记表注明有工伤概不负责任的内容。
不过在劳动关系中，公民的这种职业自由也会受到雇主的限制，最典型的莫过于劳动契约中的竞业禁止条款。[3]此可谓我国宪法学理论近20年来重要的理论进展之一。经济力量还会侵入社会生活，例如在污染治理中，当本地人的生计同污染企业密切联系，高度的社会响应将导致更多的违法出现。
本文首先明确提出，守法的内涵是一种社会行动的逻辑。其三，守法的文化土壤培育。[45]又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守法是一种合作性社会关系的展开，守法来自法律关系主体一方对另一方服从法律的预期，如果这种预期遭到破坏，那么守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就可能出现守法信任危机。从国际上的研究来看，从法学到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已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和理论，尤其是经验性的实证分析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案例和启发。
[20]那么，使法律内化为心中权威的依据和力量何在？本文认为，信仰来源于认同，其核心是对法律合法性价值(legitimacy)的认同。对守法之行为方式及其后果的理解和研究应是多面向的，而不仅仅只是关注惩罚、控制与规训。
不论是守法的研究，还是守法实践，倘若欠缺了主体性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或遭遇失败。关于是非对错、应该做/不应该做的道德判断，来源于日常实践中人际交往的互动。以整体性和过程性的视角，在法律—社会—个人之间、规则—行动—观念之间、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客观能力—客观环境之间建立起联系，可以发现，守法社会的基本内核包含守法意识、守法能力、守法条件和环境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而这三个核心维度又分别包含认同、道德义务、知识、资源、法律体系、法律威慑、社会文化心理七个具体构成要素。但本文认为，虽然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从功能机制的角度来看，守法意识解决的是心理机制的问题，而法律认知水平反映的是能力机制的问题。
弄清楚守法何以实现应当成为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2.通过法律实施(执法、司法)所产生的法律威慑机制 虽然前文指出，不能依赖国家强制力主导来促成守法意识的生成，但国家强制力仍然需要发挥其特定的作用，以形成有利于守法的制度性环境。它既可以成为行动的支持系统，也能够构成对行为的压力机制。[34] 最后，还有法律本身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挑战。
倘若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无法有效释放出威慑，则可能导致法律制度形同虚设。参见注[29]，费孝通书，第12-24、54-58页。
四、未来的努力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依法治国的实践、推进实现全民守法，还重申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二，法律本身的可行性。
第三，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系统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社会主体追求的利益存在多样性，加上守法意识、能力和环境要素本身具有的过程性特点，这些都决定了守法社会的建设不是立刻实现的。其三，法律本身的效率性。相反地，如果人们相信法不责众，那么其不按法律规则行事的动机会得到加强。但即便这样，立法者要敢于面对和回应这种复杂性的挑战，而不是基于理想的立法模式、基于理论性或学术型的立法路径。相应地，这种翻译和转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行动者对法律的认知。而如果否定这种主体性，只从一种自上而下的角度看待法律实施，则容易让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视野变得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回应。
但是从社会建设的长远过程来看，三个核心维度是无法割裂或者有所偏废的。而一旦威慑无力或失效，对社会大众心理造成的普遍性减损就可能在短期内无法挽回。
社会环境也是一种生产性的塑造机制。总体上看，经济、政治和社会三种力量之间并存互生、此消彼长，共同塑造了守法实践的社会生态。
即便解决了意识问题，守法的程度还会受到行动者能力程度的限制，而能力要素往往没有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其五，既有的研究已经针对某些特定群体、特定行为或在特定领域中触及守法有关的议题，但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将守法的探讨从社会局部拓展到对一般性社会形态的研究，进而发展出关于守法社会的一般性、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
还要注意到的是，三个维度、七个要素的提出，是面向实践的一种理论概括和探索，这个体系本身并不是排他性的。{5}Christine Parker Vibeke Lehmann Nielson，eds.，Explaining Compliance：Business Responses to Regulation，Cheltenham，UK Northampton，MA，USA：Edward Elgar，2011. 【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0 进入专题： 守法社会 法治建设 守法意识 守法能力 法律威慑 。法律实施产生的威慑还有第二个层面的机制，即经由威慑来建立或调整守法信任。法律体系本身是否具备这样的功能或特质，决定着社会大众是否认可这种规则的合法性。
对这样的企业而言，其守法的动力来自要营造更好的社会声誉，因此愿意承担更高的守法成本。[32]由是观之，法律的教化需要寻找能够凝聚、形成大众化普遍共识的有效机制。
{4}赵旭东：何以违法？——适用中国文化转型的规则与社会，《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其中某一力量显著扩张、影响过大，都可能导致社会生态失衡，从而影响到守法的生态。
所以，法律本身的复杂性，往往导致了法律知识对于行动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和鸿沟存在。换言之，守法会成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
因此，法律的文本及其适用(特别是裁判)需要有一个翻译和转化的过程，从而实现与生活世界的连接。丁以升、李清春：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上)——评析西方学者关于公民守法理由的理论，《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第4-8页。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视守法建设，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回避这种复杂性，有可能变成为了立法而立法。
这是一项长期的但已经开始、正在进行的事业，需要有睿智的头脑、长远的目标和脚踏实地的行动。在生活的构成层面，社会关系的展开因守法而有序，各级政府能依法运行，党和国家政权结构的存在和运行是一种守法实践。
获得法律知识的方式和途径可以有很多，甚至无法穷尽，但是我们可以显著地看到那些造成知识获取不均衡或不充分的关键因素： 其一，受教育水平。例如，创新性的法治教育机制能够兼顾主体性的视角，考察知识的传播何以有效，以及在知识背后如何获得正确的价值理念，如何激发民众的认同等。
其次，法律的教化还需要有大众化的维度。在实践中我们会看到，对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实行监管非常困难，有实力的企业还很容易俘获政府。
